一個人怎麼站著，能不能出賣他的國籍呢？
這個問題不是腦筋急轉彎，也不是人類學的閒聊話題。她是一位在中情局服役27年、先後在哈瓦那和莫斯科執行秘密任務的女官員，在退休後多次公開談及的真實訓練課題。
這位官員叫做喬娜‧門德斯（Jonna Mendez）。她在中央情報局最後一個職位是”偽裝處處長”，隸屬於技術情報處。
2019年，她接受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的採訪，談到了一個他們從未對外公開的訓練環節：去美國化。
“我們會對你進行去美國化處理，”她說，”這樣你才能真正融入周圍的環境。”
這個說法聽起來像是調侃。實際上，它背後是一套完整的行為改造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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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從一面牆開始
門德斯描述了一種她稱為”美式傾斜”（American Lean）的姿態習慣。 大多數美國人站立時，下意識會將肩膀或臀部靠在牆壁、欄桿或門框上，用第三個支點來減輕站立的疲勞感。這個動作自然、隨意，在美國的文化脈絡裡幾乎是無意識的。
但這個動作在全球許多城市的公共空間裡卻是個異數。
門德斯在NPR的採訪中說，外國人——特別是歐洲人——對美國人的普遍印像是”懶散、鬆弛”，而這種印像很大程度上來自美國人在街上的站姿和步態。 “他們（歐洲人）會筆直站立，不倚靠任何東西，”她說，”你光看一個人的街頭舉止，就能猜出他的國籍。”
這項觀察在2018年門德斯接受美國《連線》雜誌的訪問中也有體現：她指出，當美國人站立時傾向於重心偏一側，嘗試以歐洲人身份融入時，需要學習將重心均勻分佈在雙腳上。
Wikipedia專門有一個詞條”美式傾斜”，記錄了這一文化現象自2020年代中期在社交媒體上引發廣泛討論的經過。
詞條明確寫道：根據前中情局偽裝處處長喬娜·門德斯的說法，情報官員在接受培訓時被要求刻意避免以這種方式站立。
這不是什麼深埋檔案裡的秘聞，也不是前特務晚年在回憶錄裡不經意透露的舊事。
2026年1月，Upworthy將門德斯2019年的NPR訪談內容重新整理，在社群媒體上引發大量轉發，才讓這個話題以”中情局揭示美國人身份的肢體語言”的標題重新進入公眾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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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是最難偽造的文件
偽裝的核心問題，從來不是假護照或假名字，而是那些沉積在肌肉和神經裡的文化習慣。
門德斯在多次公開訪談中反覆提到幾個”美國人在海外的行為特徵”。
婚戒戴在哪一隻手，是她常舉的例子。
美國人遵循英國、法國、義大利等國的慣例，將婚戒戴在左手無名指。而德國、波蘭、奧地利、俄羅斯、烏克蘭等中歐和東歐國家，婚戒的傳統位置在右手無名指。
這種差異在歷史上有多重解釋──一種說法認為與新教改革後刻意區別於天主教傳統有關；另一種說法源自日耳曼部落的宗教傳統，認為愛情之脈在右手而非左手。
無論來源為何，這個差異客觀存在：一名試圖在德國城市混入本地人群的美國特工，如果婚戒戴在左手，任何受過反情報訓練的觀察者都能立刻注意到。
刀叉的使用方式是另一個細節。
「他們（歐洲人）在餐廳的飲食方式和美國人不同。他們不會來回換叉子，」門德斯說。 美國人通常的用餐習慣是：用叉子和刀叉好食物後，將刀放在盤邊，再將叉子換到右手吃。歐洲人則全程用左手持叉、右手持刀，不換手。
這個差異在任何一家歐洲餐廳都一目了然，而且幾乎無法假裝——肌肉習慣不是一朝一夕能改變的。
還有聲音。 “你通常只要聽聽旅遊諮詢處外面的噪音大小，就能認出一群美國遊客，”門德斯說，語氣帶著一點自我調侃。 “我們並非處處都受人貶低，但我們的確往往比較引人注目。”
這些細節單獨看，似乎都是無傷大雅的文化習俗差異。但在情報工作的脈絡裡，每一個單獨的訊號都是一枚可能引爆整套掩護身分的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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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美國化”到底是一套什麼訓練
門德斯在《連線》2018年的一篇報道中，描述了中情局內部對掩護工作的基本思路：有效的偽裝是”加法”——可以讓人看起來更老、更胖、更高，但沒有辦法讓一個成年人的神經肌肉習慣反向清零。
所以”去美國化”其實是一種行為改造訓練：
它不能消除你的口音，但可以訓練你在哪些場合少開口。它不能改變你對空間的直覺感受，但可以在認知層面建立新的行為規則，讓你在公共場合啟動”歐洲模式”——不倚牆、不換叉、不大聲講話。它可以教你把婚戒改戴右手，但更重要的是，它要訓練你不把這類事情忘記。
這是一種持續高度專注的心理負荷。
有一篇發表於蘭德公司研究員托馬斯‧穆里根撰寫的文章，刊登在中央情報局旗下學術期刊《情報研究》2026年3月號。
穆里根，曾在CIA任職的前官員，在文中指出：AI技術對數位通訊可信度的侵蝕，正在重新提升人力情報和古典臥底技藝的價值。
換句話說：在人臉辨識、生物特徵掃描、社群媒體開源大行其道的今天，傳統的面對面情報工作——包括門德斯所描述的那套行為改造訓練，並沒有被科技淘汰，反而因為電子通訊失去可信度而變得更加難以替代。
這是一個反直覺的結論，但它的邏輯是清晰的：當深度偽造視頻、AI生成的語音和文字已經足以以假亂真，只有活人在物理空間裡面對面的接觸，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抗技術欺騙。
但這也意味著，那個在公共場所不小心靠了一下牆的特工，暴露的不只是他的國籍，而是整套以他為節點運作的人際情報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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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個姿勢到一張照片：科技如何放大微小訊號
門德斯描述的行為特徵，是一種”先驗信號”——在特工開口說話、出示證件、做出任何主動行為之前，它就已經在向外傳遞信息。
這個邏輯在2018年的薩利斯伯里毒殺案中得到了極為清楚的示範。
兩名GRU（俄軍事情報總局）特工，以”彼得羅夫”和”博什羅夫”的化名進入英國，聲稱是慕名前來參觀索爾茲伯里大教堂的遊客。
他們的護照是真的俄羅斯護照，簽證手續完整，航班紀錄無誤。
從文件層面來看，他們的掩護是完整的。
但Bellingcat的研究人員注意到了問題所在——不是來自肢體語言，而是來自行為模式上的多重異常：兩人在同一酒店入住，在薩利斯伯里城內的行動軌跡高度重合，通話記錄指向俄安全部門內部號碼，以及兩人護照系列號之間的間距與已知GRU偽造護照的規律高度吻合。
Bellingcat的研究員克里斯托·格羅澤夫（Christo Grozev）後來描述了他們的研究邏輯：在34個航班記錄的重合上，統計上隨機的機率”基本上為零”。 他用於購買俄羅斯資料經紀人手中洩漏資料的費用，總計約3萬美元。
這裡有一個關鍵的情報分析教訓：格羅澤夫找到他們，不是因為這兩名特工做了什麼顯眼的事，而是因為他們做了太多”什麼都沒有”——沒有旅遊照片、沒有正常的社交痕跡、沒有與外界通話的記錄——但他們確實存在，而且他們的存在方式與他們聲稱的身份不符。
行為模式的異常，比任何單一的肢體語言細節都更難掩蓋。
這是門德斯講述的那套訓練的終極目標：不是教人如何顯得”不像美國人”，而是教人如何讓整套行為系統——語言、姿態、習慣、證件、社交痕跡產生內部一致性。
一個掩護身分中哪怕有一個細節與其他細節不搭配，整張網就會被一個好奇的分析師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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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的監控環境比任何特務訓練都更徹底
門德斯描述的那些訓練技巧，最初成形於冷戰時期的莫斯科和東柏林──那是一個反情報主要依賴人工街頭監視和線人網路的時代。
在一條繁忙的莫斯科街道上，一個受過訓練的跟踪組能發現一名外國情報官員的行為異常；而訓練有素的目標對象，則通過一套被稱為”監視偵測路線”的反跟踪程序來確認自己是否被盯梢。
2026年的環境，從結構上與那個時代完全不同。
英國《衛報》今年6月報道，根據移民權利組織Mijente、法律倡導機構Just Futures Law和監控研究機構Surveillance Resistance Lab聯合發布的報告，美國國土安全部（DHS）及其下屬的移民執法局（ICE）和海關邊境保護局（CBP）在2024至2025年間監控對科技支出，達到3億美元的科技支出。到2026年，這一數字飆升至創紀錄的5.13億美元。
這些合約的主要承包商包括Palantir（數據分析）、Anduril（AI驅動的邊境監視塔和無人機）和Clearview AI（人臉辨識資料庫，已收錄超過600億張公開可用圖片）。
在人臉辨識的部署層面，美國洛杉磯時報2026年1月報道，DHS已在明尼蘇達州的移民執法行動中部署了一款叫做”Mobile Fortify”的行動端人臉辨識應用，能夠在現場掃描並與資料庫比對人臉。
根據伊利諾州和芝加哥市提起的訴訟顯示，該應用程式已在執法行動中被使用超過10萬次。
姿態，在某些城市的公共空間裡，已經成為生物特徵資料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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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諜工作裡，身體語言是最後一道防線也是最脆弱的一道
這是一個需要區分三個層次來談的問題。
已確認事實層面
喬娜·門德斯在多次公開採訪中（2018年《連線》、2018年《Wired》、2019年NPR、2022年NPR）確實描述了中情局對官員進行”去美國化”行為改造訓練的做法，包括改變站姿、改變戒婚習慣、改變餐具使用方式等。
這些都是她本人公開說出來的話，有錄音和文字記錄存檔，不是”知情人士透露”。
基於事實的判斷層面
這套訓練體系的存在，說明中情局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將行為層面的本土化視為臥底工作的核心要求之一。
更合理的解釋是：在冷戰時期的歐洲，反情報對手對美國外交官和情報官員的日常監控極為密集，任何文化上的不協調都可能觸發更高強度的追蹤。
因此這套訓練的直接針對場景，是歐洲大陸，尤其是東歐的敵對環境，而非今日意義上的全球各類場景。
趨勢推演層面
如果說冷戰時期的行為改造訓練主要針對人工監控，那麼在AI人臉辨識、步態辨識和行為模式分析全面普及的2026年，單靠調整站姿和婚戒位置已經不夠了——因為挑戰已經不是”如何不像美國人”，而是”如何不留下任何可追踪的數字身份痕跡”。
這個推演是基於目前可查的技術部署現實，但具體如何重構訓練體系，中情局的內部做法尚無公開資料可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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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身體語言遇見開源情報，一條現實案例鏈
從一個最近的、可核查的案例說起。
2025年1月，一名叫阿西夫·威廉·拉赫曼（Asif William Rahman）的中情局僱員在柬埔寨被捕，隨後以”故意保留和傳輸國家防務信息”的罪名認罪。
根據法庭記錄，他於2024年將以色列襲擊伊朗的情報計畫以機密文件形式洩露。 他的落網是透過數位取證：洩漏文件上的列印元資料追溯到他的操作。
另一個維度。
2026年6月，一篇由Jonna Mendez在Asia Times接受的訪談再度出現在公眾視野，她談到了AI時代對間諜工作的影響：AI”放大了情報和欺騙雙方的工具”，但也讓間諜識別工作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再看之前的薩利斯伯里案。
讓GRU特工最終暴露的，不是任何一個單一的行為特徵，而是他們的行為模式在數字痕跡上的內部不一致：護照號碼的異常排列、沒有任何社交媒體存在但在俄羅斯政府數據庫中可以查到的真實姓名、電話賬單中的通話對象指向已知安全機構號碼。
Bellingcat的調查員使用的工具，基本上是Google、公開政府資料庫和付費的俄羅斯資料經紀人——沒有任何需要安全許可的情報手段。
這條案例鏈說明了一件事：在一個開源情報充分發展的世界裡，行為層面的身份暴露（比如一個不對的站姿）和數字層面的身份暴露（比如護照號碼的異常），正在趨向融合。
前者可能觸發人工注意，進而引發數位層面的核查；後者可能觸發演算法標記，進而安排實地觀察。兩者互相驗證，共同構成今日針對臥底特工的識別體系。
說”融合”其實不夠準確，更精確的說法是－兩個維度的訊號現在共用一套後續處理管道。
一個”美式傾斜”被監視器捕捉，進入行為分析系統，產生一個異常標記，然後系統自動調取相關資料庫進行交叉比對。
人不再是這條鏈條的發動機，只是這條鏈條的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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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美國化不夠，還需要”去數位化”
2026年3月，CIA旗下的《情報研究》期刊（Studies in Intelligence, Vol. 70, No. 1）刊發了前中情局官員托馬斯·穆里根的文章《AI時代的間諜工作：為何人類情報依然重要》。
文章的核心論點是：正是因為AI讓數位通訊變得不可信（深度偽造影片、AI合成音訊、文字生成欺騙），傳統的人面接觸形式——秘密訊號、刷手傳遞、無接觸投遞才重新獲得了價值。
穆里根引用了一個直覺的邏輯：如果我的線人透過加密電話告訴我他遭到威脅，在AI可以完美模擬任何人聲音的今天，我無法確認這是真話還是敵方製造的誘餌。
但如果他依照預先約定，在某條街道的某個轉角出現，做出特定動作──這是一個AI目前無法遠端偽造的訊號。
這個推論是有邏輯支撐的，但必須加一個重要的限定條件：在一個大規模部署了步態識別和行為分析AI的城市環境裡，這類”無接觸的有接觸”本身也在變得更難執行。
步態識別系統，則可以在不拍攝臉部的情況下透過體形輪廓識別個人身份，覆蓋範圍達到50公尺。
也就是說，一名受過訓練的特工，即使戴上帽子、轉過身子、或者刻意改變步伐，在這套系統面前依然可能被識別——因為被分析的不是他的臉，而是他整個身體的運動特徵。
也就是說一個人不只是要改變文化習慣，還要改變步態、改變身體語言的節奏感，甚至改變社群媒體上每一張照片的構成方式。
如果一個人的歷史照片已經存在於某個公開資料庫，他在目標城市的任何公開露面都可能是即時比對。
這已經不是換一個婚戒手指就能解決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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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德斯的遺產，一個冷戰概念在AI時代的意義再生產
喬娜·門德斯於2023年4月去世。
她的公開遺產中，有一部分是她晚年持續在公眾場合談論的那些冷戰時期的情報技巧——面具、偽裝、行為改造、步態調整。她的許多描述，對一般觀眾來說，聽起來像是諜報小說裡的情節。
2026年初，她的那句”美式傾斜”突然在社群媒體上再度走紅，被數以百萬計的普通人轉發、討論。
為什麼是現在？為什麼是這個細節？
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這幾年裡全球各地的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頻繁地在海外旅行或移居，同時對自己在公共空間裡的”可見性”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警覺。
Clearview AI在移民執法行動中的大規模應用、TSA在美國國內機場的人臉識別強制掃描（截至2025年，已覆蓋超過250個國內機場）——這些不再是遙遠的情報機構操心的事，而是普通旅行者每天都要穿越的現實。
門德斯談的是特工的生存技藝，但她無意中描述的是一整套人在被觀察的環境中如何管理自己的身分訊號的方法論。
對一般人而言，它只是一個無害的習慣。但兩者之間的邊界，在這個所有行為都可以被即時記錄和分析的時代，已經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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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語言是情報分析的起點，不是終點
最後用一個情報分析維度來收尾。
在情報評估裡有一個基礎原則，通常被稱為”聚合分析”：任何單一的信號幾乎都不構成結論，但多個弱信號疊加，就能產生強於任何單一證據的判斷。
一個人倚在牆上——這是零。
一個人倚在牆上、婚戒戴在左手、在餐廳裡換叉子、聲音比周圍人大——這是信號組合，開始有意義。
一個人有上述行為習慣、護照發證日期與其聲稱的年齡不符、手機卡登記在另一個城市、社交媒體帳號註冊於三個月前但歷史照片顯示是六年前的場景——這是一個情報評估對象，已經值得認真對待。
這就是門德斯講的那套訓練真正想解決的問題：不是改變某一個特徵，而是讓整套身分訊號系統達到內部一致性。任何一個層面的不協調，都可能成為拉開整張網的那根線。
步態辨識技術可以分析走路的方式。人臉辨識資料庫可以比對十年前的照片。開源工具可以在幾分鐘內建立起一個人的數位畫像。
而這一切的起點，有時候確實可以是：一個人怎麼站著。
讀報知天下事：CIA：一個常見的習慣會立刻揭露你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