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召開，參會的香港政協委員提出的建議，也使資本市場也成為政策與金融討論的焦點。官方與親建制金融業人士，普遍將2025年香港股市的「繁榮」，視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恢復」的象征。然而，若從資金來源結構、上市企業構成以及監管方向觀察，這輪港股回暖背後，隱藏的並非單純市場復蘇，而是一頭正在進入資本市場的「灰犀牛」，香港股市對中國大陸經濟與政治制度的高度依賴正在加深。
IPO全球第一的背後
根據香港交易所（HKEX）公布的年度統計數據，2025年香港IPO（首次公開募股）的募資規模達到約2,860億港元，同比大幅增長，並重新位居全球主要交易所前列。資料顯示，全年共有117家公司在港上市，其中，融資規模最大的前十大IPO項目全部來自中國大陸企業。
與此同時，香港交易所披露的上市資料亦顯示，2024-2025年新上市企業中，中國大陸企業佔據絕對主導地位，無論數量還是融資規模，均遠超其它地區發行人。
其中包括寧德時代、紫金黃金國際、三一重工等大型中資企業，僅前十大IPO融資額即佔全年募資總額超過50%。
表面上看，這支撐了恆生指數上漲約28%、日均成交額突破2,500億港元的繁榮局面。但結構層面的變化卻更加值得警惕，港股市場的活躍度，正越來越依賴單一來源。
換言之，香港資本市場的周期波動，正在與中國經濟周期形成高度綁定。
角色轉變的關鍵信號
接受《華夏時報》采訪時，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資證券業協會永遠名譽會長譚岳衡提出，應「守護港股作為國家金融安全緩沖區的戰略價值」。
這一表述被市場忽視，卻是理解香港金融角色變化的關鍵。
長期以來，香港的核心功能是連接全球資本與中國市場。但「金融安全緩沖區」的提法，意味著當中國大陸金融體系面臨壓力時，香港需要承擔融資與風險釋放功能。
近年來，中國大陸房地產債務風險、地方政府財政壓力以及企業融資環境趨緊，使境內資本市場融資能力下降。在此背景下，大量企業轉向香港上市融資，形成結構性資金遷移。
港股的「繁榮」，因此並非完全來自國際資本信心恢復，而更像是中國企業融資需求延伸的結果。
香港金融中心的降級
譚岳衡同時透露，目前非中資發行人在港股市場佔比不足5%，明顯低於倫敦交易所或新加坡交易所。
這一數據反映出一個趨勢，國際企業赴港上市意願持續下降。
傳統國際金融中心具備三個特征：多元發行人來源、全球資金參與、獨立監管環境。
而當前港股市場呈現出相反趨勢：IPO來源集中於中國大陸企業、長期國際資金參與度有限、市場流動性向少數大型中資企業集中。
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底，約400家港股上市公司日均成交額低於50萬港元，顯示市場存在明顯流動性分層問題。並且，指數上漲與市場質量之間出現背離。
中港監管協同 弱化港股優勢
香港股市更深層的變化，來自監管結構。
官方與親建制金融業人士多次提及，大陸與香港監管協同、境外上市需中共證監會備案，以及建立跨境監管信息共享機制。
這些措施在政策層面，被解釋為風險防控。但從國際投資者視角來看，卻意味著香港監管體系，正在逐步納入中共金融管制框架。
香港長期吸引資本的核心，並非稅率或融資規模，而是普通法制度下的監管獨立性與法律確定性。一旦監管權出現跨境行政化趨勢，市場風險定價模型將隨之改變。這也是近年來部分國際基金降低港股配置比例的重要原因之一。
需警惕的灰犀牛風險
1月15日，香港財政司長陳茂波出席活動分析香港經濟，稱高度警惕「黑天鵝」、「灰犀牛」事件。
這意味著風險已經在路上，「黑天鵝」的特征是外生、突發，而「灰犀牛」是內生、已知但一直被拖延。當前中國經濟面臨多重結構壓力，包括通縮風險持續、人口老齡化與出生率下降、內需與消費增長疲弱。
當港股上市企業來源高度集中於中國大陸時，這些宏觀經濟風險將直接傳導至香港資本市場。這並非短期市場波動，而是一種結構性依賴。一旦中國經濟增長進一步放緩，香港股市將難以通過全球資本分散風險，其波動性可能同步放大。
因此，香港市場正在從「全球資產配置中心」，轉變為「中國經濟風險的外部緩沖區」。
值得注意的是，譚岳衡建議由國家級投資基金擔任基石投資者，引導國際企業赴港上市。
這一機制雖可穩定市場，卻也意味著資本配置越來越受到政策導向影響。當政府資金成為重要定價力量時，市場將逐漸由投資收益轉向政治風險考量。從長期看，這種轉變可能削弱市場發現價格與篩選企業的功能。
「兩會」背景下的真正問題
在「兩會」召開之際，討論香港股市和金融市場，其意義已超越單純金融議題。
香港正在被中共政府重新定位，香港既是人民幣國際化試驗場，也是中國企業離岸融資中心，還是金融風險緩沖區。
一個以政府戰略為核心目標的資本市場，是否仍能維持國際金融中心所需的獨立性與信任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