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評論文章：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新加坡和中國的關係，我覺得可以叫作「彆扭關係」。
為什麼說彆扭？因為新中兩國不是敵對關係，官方關係大致上還比較好。兩國有許多經濟合作，高層也維持往來，新加坡也一直是中國和東南亞關係中一個很重要的節點。可是，在官方關係穩定的表面之下，兩國民間關係一直有點彆扭。
中國人民對新加坡有一種長期的不舒服，新加坡精英對中國也有長期的防範。平常這種情緒可能不太明顯，但一遇到某些具體事件，就會突然冒出來。
最近有兩個事件，就很能說明這種彆扭。
一個是中國電影《給阿嬤的情書》在大陸和東南亞很紅。這部電影講的是潮汕人下南洋、僑批、親情、離散、祖輩記憶，本來是一部很容易打動華人社會的情感電影。可是，新加坡的媒體人卻從中看出了政治統戰的味道，認為這類電影會把海外華人的祖籍記憶、文化情感和中國認同連結起來。
我覺得，這個看法多少有些小題大作，甚至有點無的放矢。
一部講南洋華人親情和家族記憶的電影，當然會喚起東南亞華人的情感。但被喚起情感，不等於政治認同中國；承認祖籍國，也不等於把它當祖國。馬來西亞也有很多華人，東南亞其他國家也有很多華人，並不是所有華人社會看到這類電影，都會立刻產生政治忠誠問題。
新加坡之所以特別敏感，說明它真正擔心的不是這部電影，而是這部電影背後可能喚起的情感鏈：祖籍記憶、華人身分、中華文化、中國情感，最後會不會變成中國認同。
另一個事件，是李顯龍最近訪問中國後接受媒體採訪，特意用英文強調，新加坡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和中國發展關係不是因為情感，也不是因為同宗同源，而是因為共同利益。
這句話本身沒錯。新加坡當然是主權獨立國家，新加坡華人當然不是中國人，中新關係當然首先是國家利益關係。
但問題是，在今天這個脈絡下，李顯龍特意強調這一點，就多少有點此地無銀三百兩。因為中國官方並沒有說新加坡不是獨立國家，中國民間現在也早已不把新加坡華人當中國人。相反，很多中國網友現在會說，新加坡人就是新加坡人，和中國沒有一毛錢關係。
所以，新加坡越是一再強調自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越說明它心裡還是擔心中國會把它當作「自己人」。
要理解這種彆扭，必須從歷史出發。
新加坡的建國非常特殊。它不是一個正常民族國家在長期民族運動中自然誕生，而是從馬來西亞分離出來的。更準確地說，是被馬來西亞趕出來的。
1965年，新加坡獨立。表面看，這是一個國家的誕生，但實際上，它背後有著深厚的族群政治背景。一個華人佔多數的城市國家，被一個馬來人主導的聯邦排斥出來。這段經歷，依一般邏輯，本來很容易強化新加坡的華人身分。一個被排斥出來的華人多數國家，很可能會轉向更強烈的族群認同，就像世界上一些在不安全環境中形成的國家，會強化自己的主體族群認同。
例如以色列，它就是在周邊敵意環境中強化猶太民族國家認同。
可是新加坡走了相反方向。
李光耀沒有把新加坡建成華人國家，而是刻意淡化華人身份，強調新加坡是一個多族群國家。他推動英語成為共同工作語言，以英語作為不同族群之間的中介，壓低華語和中華文化在國家認同中的政治意涵。
這個選擇不是偶然的。
新加坡夾在馬來西亞和印尼之間。如果它把自己定義成華人國家，就很容易被周邊國家看成一個“海外中國人的政治實體”，甚至被看成中國在東南亞的前哨。對一個面積狹小、缺乏戰略縱深、必須依賴外部環境生存的城市國家來說，這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新加坡國家建構從一開始就包含一個核心任務：華人可以是人口多數，但華人身分不能成為國家定義；中華文化可以存在，但不能導向中國政治認同；新加坡華人可以有祖籍，但政治祖國只能是新加坡。
示意圖（ Imaginechina）
換句話說，新加坡的多族群國家敘事，很大程度就是為了中和華人多數這個事實。它不是簡單的多元文化主義，而是一種國家戰略安排。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新加坡建國後很長一段時間，對中國一直保持警戒。
建國早期，新加坡防範中國，首先是因為共產主義。李光耀真正害怕的，不是中國文明，而是中國共產黨、馬共、華校、工運、左派組織和南洋華人社會之間可能形成政治連結。在冷戰背景下，新加坡必須證明自己不是共產中國的同路人，不是海外華人政治運動的中心，不是隨時可能倒向北京的華人城市。
所以，新加坡和中國正式建交很晚，到1990年才建立外交關係。這本身就說明，在相當長時間裡，新加坡對中國不是親近，而是防範。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中新關係進入另一個階段。
那時中國很窮，新加坡很富。中國需要學習治理、招商、城市規劃、廉政、工業園區建設，新加坡則以一種「小國老師」的姿態看中國。
那一時期，中國對新加坡有一點崇拜和學習心理。許多中國官員和知識精英把新加坡看成一個華人社會成功現代化的樣板，覺得李光耀懂中國，懂威權治理，也懂市場經濟。新加坡則帶著一種優越感看中國。它把中國看成文化上有親緣、經濟上落後、治理上需要學習的窮親戚。
這個「窮親戚」的比喻雖然不客氣，但很能說明當時新加坡看中國的心理位置。
也因為這種心理位置，中國民間對李家父子一直有一種複雜甚至偏負面的看法。中國官方和一部分菁英曾經很尊敬李光耀，但中國民間並不完全買單。原因就在於，新加坡政治人物常以一種過來人、導師、訓誡者的姿態評論中國。
中國人一方面承認新加坡治理有成功之處，另一方面也不喜歡新加坡那種居高臨下的口氣。尤其當新加坡在中國敏感問題上說一些不中聽的話時，這種反感就會被啟動。
例如薩斯時期，中國處在公共衛生危機中，時任總理吳作棟批評中國早期處理疫情不透明，還在航班和人員往來問題上採取很強硬的態度，並成為第一個取消原定訪問中國的外國領導人。對新加坡來說，這可以解釋為防疫需求。但在中國民間記憶中，這件事很容易被記成：新加坡在中國最困難的時候就落井下石，把中國擋在門外。
黃循財上台不久在中日爭端中的表態，也屬於同一類。
他談到釣魚島時使用日本所稱的“尖閣諸島”，又說日本戰敗後已經成為東南亞國家最好的朋友，支持日本在地區安全上發揮更大作用。從新加坡角度來看，這可能是小國外交的平衡語言，是為了說明新加坡可以同時與中國、日本和美國保持關係。
但從中國民眾角度來看，這就是在中日衝突中偏向日本。尤其釣魚島、台灣、日本戰爭責任這些議題，本來就牽動中國民族情緒。黃循財的說法，在新加坡看來也許只是外交表述，在中國人聽來卻是拉偏架。
中國人並不要求新加坡站隊中國，但他們會覺得，新加坡政治人物總是在中國最敏感的問題上強調距離。薩斯時期如此，中日爭端中如此，現在談中新關係時又是如此。新加坡總說自己是獨立國家，依利益辦事，不因華人身分親中。每句話單獨看都對，但疊起來，就形成一種印象：新加坡不是中國的敵人，卻總是在中國最不舒服的時候證明自己不站中國。
中國崛起後，這種彆扭進一步加深。
過去新加坡俯視中國，現在新加坡開始害怕中國。
中國從窮親戚變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區域秩序的重要塑造者和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新加坡不能再以老師姿態看中國，反而要在中國崛起的陰影下尋找平衡。
它既需要中國市場、中國資本、中國遊客、中國供應鏈和區域穩定，也擔心中國影響力過大，改變新加坡國內族群關係和外部戰略環境。
新加坡尤其擔心的是中國新移民。
老一代新加坡華人經過幾代國家建構，政治認同已高度本土化。他們可能說華語、吃中餐、拜祖先，但國家認同基本上是新加坡。改革開放後從中國大陸移民到新加坡的新移民則不同。他們和中國仍然保持緊密的語言、媒體、家庭、資產和情感聯繫。
新加坡擔心這些人在法律上成為新加坡人，心理上卻仍把中國當作真正的祖國。對一個華人佔多數的國家來說，這種擔憂會被放大。它害怕的不是幾個移民的個人情感，而是這種情感如果匯入多數族群身份，會不會重新激活新加坡一直努力壓低的「中國性」。
這裡還有一個很諷刺的不對稱。
新加坡同樣有許多印度移民，印裔新加坡人在政府中擔任高官的也不少，但新加坡似乎不太擔心印度身份，也不會動不動擔心印度裔把印度當祖國。諷刺的是，有些印裔新加坡人反而對中國比較友善。例如馬凱碩，他就常從寫實角度批評美國對華戰略，主張西方應該更理性地對待中國。
為什麼印裔新加坡人可以這樣說？因為他們不是華人。
他們說中國好，不會被懷疑是血緣親中；但如果華裔新加坡人這樣說，馬上就可能被放進「華人認同外溢」的框架裡解讀。這說明，新加坡真正防範的不是所有外來身份，而是華人身份與中國崛起結合後可能產生的政治後果。
所以，新加坡一方面對中國保持高度經濟合作，一方面又不斷在政治認同上與中國拉開距離。它必須同時做幾件事：向中國證明自己不是美國代理人，向美國證明自己不是中國同路人，向國內少數族群證明新加坡不是華人國家，向華人新移民證明政治祖國只能是新加坡。
這樣一個國家，外交上必然非常謹慎，心理上也必然非常敏感。
但問題在於，新加坡的這種敏感，已經有些延遲。
它仍然擔心中國把它看成“自己人”，可是中國民間早已不把新加坡看成自己人。今天中國人對新加坡的不滿，已經不是“你為什麼不親中”，而是“你為什麼總要把普通文化情感政治化，為什麼總在關鍵時刻刻意同中國劃清界限”。
中國國民眾並不要求新加坡華人承認中國是祖國。但新加坡還在一再證明這一點，好像中國仍然懷有舊時代那種浪漫想像。
這就是中新關係最深層的彆扭。
中新之間沒有中美那樣的霸權競爭，也沒有中日那樣深重的歷史仇恨。但它們之間有一種身分錯位。新加坡最怕中國把它當自己人，中國民間早已不把新加坡當自己人。新加坡也正在防範一種舊的中國想像，而中國人已經用新的冷淡態度看待新加坡。
中新關係未來仍會穩定，也仍會彆扭。穩定來自利益，彆扭來自身分。官方會繼續合作，民間會繼續不舒服。
讀報知天下事：新加坡與中國的彆扭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