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孫苗苗預見了自己的死亡。
2024年6月，被丈夫張鑫持刀暴力毆打後，長孫苗苗給家人、朋友，甚至警察都撂下過“狠話”，“再不跑（的話），我死了都不知道咋死的。”
沒有人相信。 「他再怎麼變態，也不可能殺人呀！」一位密友寬慰她，長孫苗苗回以苦笑。
為了逃離預見的危險，她幾乎想盡了一切辦法。報警、蒐集證據、起訴離婚，到離老家一個半小時車程的陝西省鹹陽市找工作。工作安穩後，她以為新生活就要來了，買了幾條漂亮的裙子。
但她還是沒能跑掉。 2024年12月24日，張鑫將她毆打昏迷。七個小時後，長孫苗苗丟下一處土崖。
悲劇發生後，人們設想過她不會死的幾個可能性：如果早點告訴娘家人被家暴，如果起訴離婚沒有被駁回，又或者是跑得再遠一點兒。
可長孫苗苗的困境不只這些「如果」。事件背後更值得探討的是，苗苗的數次求助為何要失效？為什麼警報已經不斷響起，可怕的厄運還是單刀直入？
殺妻
長孫苗苗很瘦很小，1.6米不到，80多公斤。 “一陣風能刮跑”“一把就抓起來了”，兩位女性好友都覺得，苗苗無力反抗。
2024年12月24日也是如此。被張鑫暴打後，她失去了意識。
鹹陽市週陵街道的一處監視拍下了這起暴力事件。據庭審訊息，張鑫拽著妻子到自己的麵包車附近，先是扇耳光、扯頭髮，人倒地後，又抱著她的頭撞擊一旁的石墩子。然後，昏迷的苗苗被拖著放在車後座。
這一幕沒有人目睹。這段路不長，走到頭是一扇鐵門，轉身再往後約100公尺處，一棵枝繁葉茂的樹擋住了視線。如果再早一個小時，路上會有陸陸續續去上班的人群，他們是附近工廠、物流公司的打工人，租住在這段路上的兩排三層房屋裡。
長孫苗苗就住在其中一間，她剛搬來，正和張鑫「鬧離婚」。張鑫一審開庭時說，案發那天，他七點半從永壽縣的三姐家出發，開著白色五菱宏光麵包車，直奔妻子住處，想勸她回家，“好好過日子。”但“好好說話”僅持續了一分鐘，就用上了拳頭。他說，那是因為「話趕話，激的，氣上頭了」。
張鑫在法庭上回憶，車子開了十分鐘左右，他從後視鏡發現，苗苗倒在了座位上，頭上有很多血。
長孫苗苗被毆打的案發地，長方形石柱已經搬離。
通話記錄顯示，這一路張鑫頻繁地聯繫家人。他打電話，請她準備酒精、紗布等給苗苗包紮頭上的傷。大姊來了後，看見苗苗後腦勺上拳頭大小的血跡，血在頭髮上黏著。撥開頭髮，是大概兩公分的創口。
大姊提議把苗苗送到醫院。他們先是去了小診所。診所的一位醫護人員對警方回憶，那天上午一位女士推門進來，就問了一句，這裡能不能縫合，聽到縫合不了，轉身就走了。
這一路上，他們經過了幾家三甲醫院，都沒進去。最後在鹹陽市一家民營醫院停了下來。結合幾位醫護人員的證詞，當時苗苗坐在輪椅上低著頭，用羽絨服的帽子蓋著，頭頂的頭髮被血跡浸染，“也不吭氣兒，雙腿抽搐。”
監視器畫面顯示，醫生和護士匆匆忙忙，但張鑫和大姊並不著急，慢慢地走。坐診的醫生對他們說，病人瞳孔散大，情況不太好，需要呼叫120立即轉院。張鑫說不用，可自行轉院。
但他沒有去醫療狀況更好的醫院，而是開車回永壽郡城了。在法庭上他解釋，去大醫院需要一大筆費用，他沒錢，想著拉回去癱了就照顧苗苗。
回縣城後，張鑫聯絡了三姐，請對方準備一些救治用品，生理食鹽水、理髮推子等。接上三姐後，車子往老家村裡開去。到家後，他發現妻子全身冰涼，手指發青，鼻孔被血痂堵住了。他摸了摸苗苗的脈搏，趴在她胸口上聽了一會兒，“以為她已經死了。”
事實是，長孫苗苗當時並沒有停止呼吸。一份屍檢報告顯示，其多處傷口，如頭部面部多處皮下出血等，雖較廣泛，可致人喪失意識或自主活動能力，但不足以致人立即死亡。
在三姐的證言中，她回憶看見張鑫把車開到一處幾十公尺深的土崖後，拉開車門，把苗苗扛到自己肩上扔到溝裡了。後來的屍檢證明，人是被摔死的。
當天晚些時候，張鑫報警，說妻子因與他有感情糾紛，跳崖自殺了。在警方突破下，隔天張鑫供述了犯案的全部過程。
2026年5月26日，陝西省鹹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借用永壽縣人民法院對張鑫故意殺人案一審開庭，未當庭宣判。
猜忌
沒人知道結婚的這些年，長孫苗苗是如何忍受的。
2015年，苗苗和張鑫結婚。在家人眼裡，婚後的小兩口有說有笑。直到2024年，沉默了九年後，苗苗才對娘家人袒露，張鑫只對她好了幾個月，就開始打人了。第一次動手時她在坐月子，被打時張鑫爸媽就在跟前，也沒攔著。
挨打的細節苗苗沒說。姊姊長孫娟莉後來才想起，妹妹懷孕時一次學騎電動車，摔了一跤，她提醒妹妹多加註意，別把孩子弄沒了。妹妹的回答很奇怪，說流了更好。還有好幾次，她看見妹妹身上有瘀青，一問只說是學騎車摔的。因為確實發生過這樣的事，長孫娟莉沒多想。
“夫妻吵架”，起初苗苗身邊的人們大多這麼理解。直到事態一點點升級。
2024年初某天凌晨兩點，好友甘永莉接到苗苗的電話，苗苗說被老公打了，現在沒有地方去。從發來的照片裡看，苗苗大腿內側被刀劃拉了一道口子，小腿上有顏色挺深的瘀青。她問苗苗要不要來自己家裡，但被拒絕了。苗苗說她老公很可怕，知道後一定會追來，傷害甘永莉和她的孩子。
那一年6月底，苗苗要姊姊來接她。前一天晚上張鑫動手打她，把她手機奪走，還持刀威脅，逼她從樓上跳下去。
在苗苗對朋友的描述中，張鑫暴打她後，會給她下跪、打自己耳光、撞牆。打人和求饒時，張鑫都不避諱孩子。 「他會利用孩子綁架苗苗。」肖美說，被打後苗苗就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張鑫讓孩子來給她送飯。她看孩子可憐，又裝作沒事了。
苗苗提交的證據之一，手臂上的瘀青。受訪者供圖
最嚴重的一次家暴發生在那年8月的一天。苗苗告訴好友李欣，自己被張鑫半夜拉到鄰縣的溝裡，拿著刀逼問她還要不要離婚。還要離，就把她推到河裡去。苗苗求著說不離，才把她拉回去。 「以後要是死了，連怎麼死的都不知道。」她對李欣說。
為什麼打人？夫妻雙方的說法一致，張鑫懷疑苗苗在外面有人。
2021年張鑫離開老家去江蘇打工，半年回來一次。在見不到苗苗的日子裡，他總懷疑對方會出軌。猜忌幾乎鑽進了苗苗生活的每個縫隙。一次，家裡來了一個大哥幫忙修東西，聲音傳到了電話那頭張鑫的耳朵裡，兩人爆發了激烈的爭吵。
2023年開始，懷疑有了更具體的對象。苗苗和從小一起長大的表哥偶然加上了微信。聯絡上後常聊天，一起打遊戲。哥哥長孫增理多次問過妹妹，也找過表哥，他堅信兩人只是單純的好友關係。這些話他也給張鑫說過，但沒用。
長孫增理記得，一次妹妹去江蘇看張鑫後回到鹹陽，飛機太晚，是表哥到機場接機送回來的。這一幕被住在斜對面的張鑫姑婆看見了。從此猜忌越長越大，暴力也越頻繁。妹妹告訴他，2024年6月張鑫回來的幾天，每天晚上都打人。
動手打人之外，張鑫在妻子的手機裡裝了定位軟體。表哥在西安，只要苗苗也出現在這座城市，張鑫就會緊追在後。
一次苗苗哭著和李欣說，她在西安的女性朋友家過夜，張鑫從江蘇坐著飛機就來到了朋友家樓下，在那兒盯了一夜。還有一次，她在西安和女性朋友逛街，張鑫突然出現，當街奪過她的手機摔在地上。
肖美最後一次見到苗苗時，她的眼睛腫著，像哭過。張鑫就在不到十公尺的地方盯著。那段時間，張鑫什麼都不乾，每天跟著苗苗。
長孫增理跟張鑫談心、說理過多次，「不要胡亂猜測」「別逼太緊」。他認為，張鑫不想從根本上解決二人之間的問題，“想不通，沒招。”
張鑫的三姐一口咬定，苗苗和表哥之間肯定“有事”，否則弟弟不可能做出這種事。她回憶，從苗苗決定出走開始，張鑫就辭去工作回來了。在三姐看來，弟弟因為找不到苗苗，心裡窩火，老是打娃。為了不讓他打孩子，她讓弟弟住進了自己家。那段時間張鑫總在屋裡待著，日夜顛倒。白天睡覺，夜裡起來看手機，有時半夜兩三點說要去找苗苗。
三姐說自己也勸過弟弟，過不下去就算了。弟弟不耐煩，要她別管。 「他脾氣不好，有點慣的。」她告訴新京報記者，看見弟弟扔苗苗的那天，她一邊喊著“不敢不敢”，一邊衝上去打罵了弟弟。那一刻，弟弟表情很嚇人，“就跟失去理智的人一樣。”
案發當天，將苗苗打昏抱上車後，張鑫沒有立刻離開，他去了苗苗的出租屋。在法庭上他解釋，想知道屋裡有沒有別人的東西，翻找一陣子後，一無所獲。
婚姻
所有親友對長孫苗苗的描述都是個性靦腆、不愛說話。苗苗生於1992年，從小被抱到姥姥家生活。長孫增理說，苗苗這個名字，是希望她能像禾苗一樣茁壯成長。
姥姥家住在窯洞裡，家裡窮，除了兩個老人，還有舅舅、舅媽、小姨。在他們的回憶裡，苗苗會幫家裡工作兒，也沒鬧過脾氣，給啥吃啥。他們給了苗苗很多愛，唯獨給不了父母之愛。長孫增理分析，幼年妹妹的乖巧是缺愛的表現，“那麼小的孩子是很敏感的。”
“她生活就是缺一顆糖，沒有甜過。”長孫娟莉說著眼圈泛紅，“因為沒有在自己家裡完完整整地長大過，她心裡一直幻想著，能有個幸福的小家。”
長孫苗苗（右）和姊姊。
2015年，23歲的苗苗從外地回家相親，相親對像是比她大兩歲的張鑫，1990年生，上頭有三個姊姊。他是最小的兒子，在家裡很受寵愛。初二輟學後，在村里幹電焊。
哥哥長孫增理猜，妹妹一眼就相中了張鑫。妹妹上午與他見面，下午就帶著他見了娘家的許多親戚。長孫娟莉則認為妹妹嫁給張鑫，是顧及娘家的經濟狀況。那時家裡剛蓋完新房，沒錢了。加上哥哥姐姐也都在外地，苗苗希望能嫁得近一點，陪伴父母。
相親後大概兩三個月，兩人就領了證，辦了婚宴，之後陸續生下了兩個男孩。此案案發後，一位舊識在社群軟體上聯絡長孫娟莉，說苗苗在七、八年前就告訴她，婚後過得不好。
朋友甘永莉也有所察覺，苗苗的朋友圈有時會發一些傷感的句子，「好像是被愛情所傷的那種。」那時，張鑫已經去江蘇打工。苗苗從未和甘永莉談及和丈夫的感情，她們之間聊的更多是孩子。
孩子是苗苗一手帶大的，到了上幼兒園的年紀時，苗苗就帶著他們在縣城租住。她的日子過得很節省，租下的房子是一個10平方米左右的大通舖，衛生間是公用的，一個月140元。她捨不得買空調，冬天就在屋裡用炭爐。她也會讓身邊的寶媽朋友幫她蒐集不要的製服，等孩子大了穿。
很多時候和李欣影片時，她都在蒸饅頭、擀麵條、做小籠包，李欣心疼她，說怎麼次次做這些，偶爾也應該吃點兒好的。
生活開支和孩子的學費，都仰仗著丈夫。丈夫給她的電子帳戶上綁了親情支付，每一筆花銷丈夫都能看到。張鑫一個月薪水五、六千，只給她1000元左右。苗苗覺得不夠花，張鑫卻認為給多了，數落她大手大腳，還想往回拿。
為了多存點兒錢，她盡可能地在帶孩子之餘幹零活兒。摘槐花、拔水芹菜到縣城去賣，幫別人拔草種樹，在水果店乾日結，連長頭髮也拿去賣過。
孩子是她的一切，牢牢地把她綁在了這段婚姻裡。很多年來，苗苗消解暴力和痛苦的方式，就是想想孩子。如果不過了，孩子怎麼辦？
據多位親友講述，張鑫威脅過她，要離婚的話，就把兩個孩子，連同丈母娘和侄子一起都殺了。起初，有人勸她離婚時，她就會搬離這些話。
長孫增理覺得，妹妹不是沒有機會救自己的命，她是心疼孩子，走了好幾次都沒跑遠。以前苗苗一走，張鑫就會發來孩子哭的影片。漸漸地，妹妹會自我裹挾，先考慮孩子，然後才是自己。
談起妹妹，長孫增理痛哭。
難逃
2024年6月，苗苗終於下定決心出走。
那是在張鑫讓她「光著身子」出去的第二天，苗苗感到人格上極大的羞辱，撐不下去了。早上，趁張鑫熟睡，她偷跑去姊姊家。 「孩子會理解我的。」苗苗對李欣這麼說。
但很快，7月初，張鑫就打聽到了她的行蹤。
苗苗只能再跑去山東找哥哥，沒待幾天，她告訴哥哥，張鑫拿孩子的生命安全要挾她，她放心不下，只能回去。
她躲到西安，借住在朋友家。這裡離孩子更近，搭計程車兩個多小時就能趕到。但幾天后，張鑫用定位軟體鎖定了朋友家的住址，她不得不再次搬家。
2024年8月，因找工作需要身分證、戶口本，苗苗回了一趟家。她的行蹤暴露，發生了那次最嚴重的家暴。
第二天，她選擇報警，「我要確保我的人身安全。」在一份2024年8月20日21:39的錄音中，她告訴永平派出所的警方。
警方提供的解決方案是調解，在電話裡，警方正在張鑫家，讓苗苗來一趟。苗苗說害怕、不敢。警方說，“我的工作是弄啥的，（還）不（能）確保你人身安全？你必須出面，要勇敢。”
可苗苗還是不敢獨自上路。她告訴警方，前一天傍晚，張鑫強行拉扯她上車，把車門反鎖，不讓她出去。將近一個半小時後，車子開到了70多公里外的麟遊縣，凌晨兩點才回去。那裡沒有人、沒有訊號，也沒有燈。
「他把我嘴摀起來，要去殺娃。」錄音裡，她越說越急，「我現在害怕，我恐懼了。」她請求警方能先來與她談一談。
警方到了她家，與她見面後，苗苗再次重申希望能保護她，把她帶到縣城，或是把自己關進派出所也好。對方給的答覆是，警方沒有權力這麼做。
苗苗的民事訴訟代理人認為，因持刀威脅的事發生在前一天，報警當天沒有實施具體的危險行為，「最後不了了之。」新京報記者試圖聯繫當事人警，被告知不便接受採訪。
求助家人、朋友，甚至警察都失敗了，苗苗盤算最後一條路，離婚。
那時她頻繁地告訴身邊人，自己可能會被張鑫殺害。她嚇得睡不著覺，焦躁不安。李欣感覺到苗苗“抑鬱了”，發微信時總是打很多字，抱怨個不停，滿腦子都是離婚、逃跑。 “她哪有什麼期望，能活著就不錯了。”
2024年9月，苗苗向永壽縣人民法院起訴離婚，在訴狀中，她的事由寫得很簡短──忍受不了家暴。當月在法院的勸說下，苗苗撤訴。
兩個月後，苗苗第二次起訴離婚。她提供的證據有三樣，一是9月在西安腦康心理復健醫院的診斷，上面寫著「焦慮性軀體恐懼」。二是兩張照片，分別是手臂和腿上的瘀青。三是和張鑫的聊天記錄，其中“言辭懇切”，“打你是我的錯，我的錯我改。”“夫妻床頭打架床尾和的嘛，你就給我一次機會嗎？”“我保證以後絕對不再動你一個手指頭。”
2024年12月10日離婚案開庭，一位在場人員回憶，苗苗很堅決，說什麼也要離。她請求兩個孩子中的其中一個由她撫養。之後，法院駁回了離婚的訴訟請求，認為根據現有證據，兩人的婚姻關係並沒有破裂。
當地一位律師告訴新京報記者，除非法院認為家暴非常嚴重，否則通常會先走調解。假如對方堅持起訴，第一次也不會判離，“這是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他認為，現階段法律在家暴認定方面較為嚴格。苗苗提供的證據還沒達到認定有長期家暴情節的程度。假如苗苗能提供完整視頻，造成身體傷害的醫院診斷證明、多次報警記錄、起訴前申請的人身保護令等，證明力度能提升不少。
他提到，民事訴訟的舉證責任在當事人身上，誰主張，誰舉證。縣級法官每天處理的案件也多，沒有時間和精力調取必要的證據，展開充分的調查。
他建議進行多部門聯動，例如婦聯前期介入，固定證據，再將情況提交給法院供參考。同時他也提出，救助是後續的操作，最核心的問題是婦女增強意識，第一次被打時，及時遠離，及時和家人溝通，獲得必要支持。
得知判決結果後，苗苗短暫失落過，但她相信半年後再起訴，一定會有好的結果。當下她能做的就是賺錢，獨立起來。
2024年12月中旬，苗苗從西安搬到了鹹陽，在機場附近她找到一份快遞分揀員的工作，日結160-180元，轉正後一個月五六千塊。
新地址苗苗沒有告訴任何人，但根據張鑫供述，苗苗的抖音是拿自己的手機號碼註冊的。他到營業廳重新辦了一張卡，登上了苗苗的抖音。透過快遞地址，摸到了妻子在鹹陽的出租屋。
2024年12月22日，案發兩天前，苗苗接到了自稱是快遞員的電話，下樓後發現張鑫帶著一群家人堵在了樓下，她被強行推搡著弄上了車。她傳訊息給朋友說，是被張鑫「掐著脖子」回去的，渾身都在發抖。
「她逃脫不了魔掌。」肖美對新京報記者說，「人家動不動就能找到她，直接就把她打倒。」她認為在危急時刻，拼的只有力氣。唯一的辦法是跑得越遠越好。
案發當天，苗苗原本打算請假去趟醫院，被掐脖子的傷還沒好，聲音沙啞，喉嚨還疼著。也許是察覺到異樣，同事曾去她的出租屋探望過，但苗苗說「好著呢」。
等家人再次見到苗苗時，她已經躺在殯儀館，鼻子扁了、脖子青了。
沉默
從永壽郡出發，經過大片平原，拐入彎彎繞繞的盤山公路。約半個多小時，張鑫家所在地渠子鎮去坊村就到了。
村裡有100多戶人家，登記的常住人口500多人，大多時候，去坊村只剩下老人。這是苗苗婚姻最開始的地方，孩子上幼稚園之前，她和丈夫、公婆，以及張鑫的幾個姊姊在村裡生活。
苗苗的表弟告訴新京報記者，在這裡，一個女人婚後生了孩子，如果沒有去上班，她的命運就被釘在婆家了。日子過得怎麼樣，“基本上就看你結婚遇到的人好壞了。”
苗苗想過要出去上班，但婆家反對。據親友介紹，她除了帶自己的兩個孩子，也兼顧到婆家幹農活兒。長孫娟莉記得，妹妹大著肚子時，還在幫大姑帶孩子。苗苗曾和朋友抱怨，有四個婆婆，其中三個是張鑫的姊姊。
一審開庭後的第二天，2026年5月27日下午，幾位中老年婦女圍在村裡的路旁聊天，她們談起了這樁案子。
「夫妻打架打死了。」一位婦女告訴其他人。從短視頻平台上，村民們知道了許多細節。但面對記者，她們透出警戒。其中一位說，苗苗是外地的媳婦，見過，但沒聊過天，「知道也不能告訴你。」另一位村民說，一個村子住著，說多了不好。
張鑫家在村裡的主要道路上，這天大門緊閉。村民說，他們一家平常住在縣城，極少回來。
從張鑫家大約走200米，拐個彎就是村委會。一位女性村幹部告訴新京報記者，出事後，他們才知道，這些年苗苗從未來村委會求助過，村委會也沒有接到過其他婦女的求助。但如果來了，他們能做的只是調解，打人管不著，就得報警。
對苗苗來說，這是一個婆家的熟人社會。一位村民告訴新京報記者，張鑫家有個親戚在村委會當幹部，苗苗大機率也不會去求助。
一位婦女假設，要是苗苗被打了跑到她家來，她也不會幫忙。理由是，張鑫家要是知道了，會來鬧事。她保護不了苗苗，也不想和鄰居產生矛盾。
轉過頭來想，她認為這樣的事也不會發生，「家醜不可外揚，你不能跑出去跟人說。」幾位婦女點頭贊同，「挨打丟人。」一位婦女補充說。
如果不是發生惡性事件，這樣的家庭暴力，並不會引起多少村里人的注意，閒聊的婦女們沒人使用“家暴”這個詞，她們說得更多的是“夫妻打架”“吵吵鬧鬧”“吵個架、頂個嘴，也沒啥”。
不僅僅是去坊村，苗苗周圍的朋友、親屬，起初也一度以為是尋常的“夫妻打架”，沒有人意識到它會發展成更嚴重的刑事案件。
「嘮個仗，打個架都無所謂。」苗苗的舅媽說，自己年輕時也和丈夫“打架”，被推一下、掀一下，“床頭吵架床尾和”，隔一陣子就沒事了。現在孩子大了，倆都平和了許多。她拿自己的經驗告訴苗苗，再忍忍。
周圍世界的守舊和古板，是阻撓苗苗逃脫的重要因素。苗苗的幾位密友告訴新京報記者，如果她們被家暴，剛開始也會忍受。
她們理解苗苗九年的沉默。 “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李欣無奈苦笑，要是告訴父母，非但幫不上忙，還會讓他們也跟著丟臉，“咋個辦法，只能自己想，娘家人不可能一直為你撐腰。”
李欣記得，苗苗第一次跟她說起家暴後囑咐，一定要保守秘密。
肖美也理解苗苗的孤立無援，嫁出去的女兒是外人了，婆家娶到的媳婦也是外人，“和誰都不是一家人。”
苗苗曾告訴肖美，在決定離婚後她嘗試和父親談談。但父親說，哥哥已經離了，如果苗苗也走了這條路，他們家在村裡怎麼抬得起頭。
苗苗也試著和婆家人探探口風，但公公不允許離婚，並撂下狠話：“生是我家的人，死是我家的鬼。”
這些話似乎應驗了。苗苗死後，她被葬在了婆家的墓地。長孫娟莉曾強烈反對，提議要把妹妹葬在娘家，但是，被老一輩阻止了。
讀報知天下事：「一樁事先張揚的殺妻案」 這很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