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我離開北京的住所，前往首爾參加工作會議。這本該是短暫的旅行。我只帶了幾天的換洗衣物。
在機場準備候機時，一名邊檢人員看了看我的護照，又看了看她的螢幕，然後再看了看我。她叫來另一位同事，那人要我跟著他進入一個被隔開的區域。
在那裡，他通知我，根據中國外交部的命令，我的簽證已被撤銷。他說，我可以登上飛往首爾的航班，但我不能再回來了。
這一切只發生在短短幾分鐘內。我走向登機口，驚愕不已。我被驅逐出了中國。
顯然，北京對某些議題十分敏感：例如最高領導人的私生活，或大規模的侵犯人權行為，再例如對少數族群的鎮壓。我曾經報道過其中一些問題，但這絕不是我寫作的大部分內容。作為一名記者，我的關注點一直是普通中國人的生活，以及他們如何應對這個國家正在發生的巨大變化。
但正是這些報道給我惹了麻煩。在我報道了人們遭受監控或新冠疫情封鎖期間的經歷後，外交部幾個月來一直威脅我，對我的報道方式提出毫無根據的指責。我曾被跟踪，或是在進行採訪時遭到強行阻擋——即便是報道一支搖滾樂團這樣完全無害的題材。
5月的北京天安門廣場。 Kenny Holston/The New York Times
因此，儘管被驅逐令我震驚，但我並沒有完全感到驚訝。中國政府是不透明的。我們並不確知它為何決定撤銷我的簽證。但在我駐華期間，有一點變得越來越清晰：關於什麼是「敏感話題」的舊有假設已經不再適用。
老大哥在看著你
經過兩年的簽證等待以及在境外對中國大陸進行報道後，我於2022年搬到了北京。終於能夠進行實地報道讓我興奮不已。那些最讓我心潮澎湃的報道很難從外部完成。我想見見那些靠直播謀生的牧羊人，那些在找工作時蝸居在青年旅社的應屆畢業生，以及在政府試圖壓製女權主義時仍堅持探索的年輕女性。
我想展現中國的多樣性與複雜性，在這個國家，巨大的進步與創造力同嚴重的不平等和威權主義並存。
我很快就了解到，幾乎任何報導都可能引發爭議。當我採訪一位兼職做搖滾歌手的有機農場主時，地方官員堅持要全程旁聽，每當他們覺得他即將說出負面言論時，便會插話打斷。 （其中一次，他只是指出許多鄰居仍在使用農藥。）還有的時候，當我試圖在街上與人交談時，警察或便衣官員會跟著我，把潛在的採訪對象嚇跑。
他們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有一個廣泛的監控系統，它讓當局可以追蹤我在與誰發送訊息，以及我要去哪裡旅行。有時候，我剛下飛機或火車，官員們已經在那裡等我了。
通常，這些官員不會為他們的干預給出明確的理由。但中央政府已經越來越明確表示，某些廣泛的話題是禁區。隨著經濟成長放緩，政府發出警告稱，指出這一問題的人可能會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審查機構甚至盯上了那些「過度悲觀」的人。
因此，我始終對那些仍願與我分享故事的人深懷感激。對他們來說，這幾乎不會帶來任何好處——除了幫助他人更好地了解他們的國家。
並不是非黑即白
今年5月，中國政府短暫允許我入境收拾家當，我的家已經空了四個月。在返回的幾周里，我重新感受到了那些不在中國時根本無法察覺的日常生活細節——比如退休老人看著晚間新聞裡的人工智能主播，或者出租車司機抱怨被網約車平台擠壓了生存空間。
如果沒有這些細節，局外人可能只會透過中美競爭的稜鏡來看中國。或者，他們可能只會看到網紅們的觀點，認為中國是一個充滿高鐵和摩天大樓的未來主義仙境。這兩種描述都沒有錯——但它們並不完整。
我知道讀者渴望看到更完整的畫面。我的報道總是讓人想要了解更多，正是因為有關中國的敘事已經變得如此非黑即白。
儘管我們大多數人現在身處中國境外，但我和同事們仍將努力報道這些故事。我還將撰寫關於海外華人以及北京全球影響力的報導。但親臨現場的體驗，確實無可取代。
讀報知天下事：紐時記者王月眉講述被中國驅逐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