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香港《爭鳴》雜誌（2009年9月號）上撰文，提到了1957年反右運動中中國知識精英、民主精英在運動中的道德與人格問題。我曾指出，儘管在絕大多數的場合，道德的淪喪和人格的扭曲是因為中共政治迫害的殘酷，後人實在不應當在個人的層面多加苛求和追究，但作為歷史真相的一部分，我們則應當直面醜陋和恥辱，以悲天憫人的態度進行理性的研究。限於篇幅和心情（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說，實在是他們的歷史恥辱），那篇兩千多字的小文就沒有進一步展開。但是最近收到國內許醫農大姐轉來的在國內流傳的有關宋慶齡在反右中不同意中共做法的“出色表現”的文章，才知道歷史真相已被扭曲到了何種程度，對這一問題實在有再稍微深談一下的必要。
在大陸網上現在到處流傳著孫中山遺孀宋慶齡在反右期間上書毛澤東「表示十分憂慮」的傳奇。在那篇作者為「何方」的題為「宋慶齡多次致黨中央信件披露」的文章中說：「1957年宋又寫信給黨中央：『黨中央號召大鳴大放，怎麼又收了？共產黨不怕國民黨八百萬大軍，不怕美帝國主義，怎麼會擔心人民黨的領導人和政府？黨派人士為新中國的解放，作出了家庭、個人名利的犧牲，一些二、三十歲的青年知識分子怎麼可能一天就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其實，只要看一下宋慶齡在反右時期的公開言論，就不難斷定這完全是宋氏親友在文革後的謊言和貼金之作。在1957年6月21日的《人民日報》上，宋慶齡發表了一篇題為「否認共產黨的領導，就是要使全國人民重陷於奴隸的地位」的大作。她一開始就指出：「我對有些人所發表的一些謬論，是肯定不能同意的。例如，有些人的批評等於是說我們沒有做好任何事情。從這種見解出發，他們進而提出在各種機構裡處於決策地位的共產黨代表和黨委是否有必要的問題。他們說這樣會限製民主，會使得非黨人士有職人士有權力存在著這樣的情況，就應該加以糾正，並且糾正得愈快愈好。
7月13日，她又在《人民日報》上另外一篇文章中大批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她說：「例如，有人倡議’政治設計院’，其目的是要把它超越於共產黨和由全體人民所選出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兩種領導機構之上。有些人使用了不可寬恕的方法，例如歪曲若干歷史事實。同時，反動分子對堅決站在共產黨一邊的非黨人士進行了恐嚇行為。他們用了匿名行為。價值進行了大批判：「這少數人說，我們的國家是有限制的。我要問他們：哪一個國家沒有限制呢？…人們說到民主，也只有兩種：資產階級民主，或是社會主義民主。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正如同沒有’第三種勢力’一樣。政權不是握在資本家的手裡，就是在工人的手中。
1956年10月，張聞天、毛澤東、宋慶齡、周恩來、陳毅（由左至右）在北京中南海。 （網路圖片）
1957年9月9日，宋慶齡作為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名譽主席在中國婦女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致詞。本來，這只是應景的演說，宋慶齡完全可以不和反右運動掛鉤。但在她僅768字的致詞中，竟用了314個字來歌頌毛澤東領導的反右運動。她指出：「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向黨、向人民、向社會主義猖獗進攻，他們企圖推翻黨的領導，企圖讓資本主義復闢，也就是企圖把不久之前才擺脫掉的、帶了幾千年的枷鎖重新加在婦女們的身上。」她繼而號召全國婦女：「我們必須克服溫資主義，徹底粉碎粉碎在婦女們的人身上。產階級右派；必須堅決跟著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她對右派份子的大批判作用，更是成千上萬的中共的高級幹部所無法企及。
在這裡，也值得一提的是與宋慶齡齊名的另一位一直被譽為中國知識女性代表的何香凝女士在反右中的不良表現。根據葉永烈先生的考證：「第一次在報紙上公開點出『右派』一詞，不是毛澤東，卻是國民黨內著名的左派、廖仲愷夫人何香凝。這是因為中共中央五月二十日指示：『應該逐漸增加一些左翼分子的言論』。線工作部邀請各民主黨派中央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舉行的十一次座談會上和儲安平的“黨天下”發言公開唱反調，她對整風的理解是：“首先是希望極少數右派的人能徹底改造自己。所以在現在如果領導黨團結我們的左派，爭取和幫助我們的中間分子，教育和批評右派的話，那隻能對我們民主黨派有好處，我們歡迎領導黨這樣做。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的觀點和立場）
讀報知天下事：誰給國母貼金？宋慶齡真實言論曝光